昨天，我在《历史详说官》账号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是根据凯丰的儿子名何明（凯丰的本名叫何克全）对其父亲的回忆所写的。

文章中说：在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唯一一位站出来为博古、李德辩护而反对毛主席的人。

凯丰说：“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军事知识都是从那里模仿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说的指挥打仗吗？”

这段话里透露着对当年的毛主席无论是政治理论上还是军事指挥上的看不起、瞧不上，可以说是满口的不屑。

当时，从苏联回来的才是主流，他们脑门上都写着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有人有所指的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话专门说的就是毛主席。

所以，从凯丰口里说出的“你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就是当时这些人的心理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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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承认毛主席打仗还是有一套，那意思是他马列主义理论不行，打仗还是可以的，前四次反围剿，按着毛主席的打法都打胜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到了凯丰这里却成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说的指挥打仗吗？”

在党的会议上，有意见提意见，说出这种话来，“你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说的指挥打仗吗？”虽然算不上人身攻击，就称得上人格上的看不起了。

1962年，毛主席曾在接待一个日本访华团时还谈及过这段往事。

毛主席说：“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我的打仗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觉得《孙子兵法》确实是本好书。

凯丰这个名字，是他在1930年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时起的化名，此后沿用终生。

凯丰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后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送往莫斯科学习，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博古。回国后，凯丰主要在团中央工作，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长征路上，凯丰作为红9军团中央代表随红9军团行动，当时红军军团的军团长是罗炳辉，政委是蔡树藩。遵义会议罗炳辉和蔡树藩都没有参加，凯丰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和团中央书记代表他们参加了。

据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记载，在遵义会议前，凯丰曾几次找到聂荣臻谈话，要他在会议上支持博古，聂荣臻坚决不同意。事后，博古对凯丰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的儿子何明说：父亲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博古，但他知错就改，不搞阴谋。当他意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之后，他就立刻改变了立场。从此之后，他始终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从事后对凯丰的使用来看，这同时也反映了毛主席不计较个人恩怨，宽广博大的胸怀。

1936年1月17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红军东征计划，凯丰随后与毛主席、张闻天一同出征，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东征期间的群众宣传工作，5月，就在中央当宝委员会成立之际，他又承担起了报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在那个风云激变的年代，面对抗战爆发后复杂的国内局势，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参加了我党各种重要会议，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有他的参与。

有着江西汉子真性情的他，从发自内心认可毛主席那天开始，对于领袖的拥护就是死心塌地的，除了当年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我党与红军的错误，1937年末，在王明错误路线一度得势之际，斗争最关键时刻，他依旧选择力挺毛主席。

红军来到陕北后不久，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战相继爆发，凯丰奉命出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由他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问世，歌词唱到：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是红色歌曲的经典曲目。

此后，凯丰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担任长江局的6个常委之一。期间，他协助周总理，正确处理了张国焘叛逃等事件，并对王明的野心进行了抵制。长江局撤销后，凯丰随机关迁往重庆，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大后方做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作。

1940年，凯丰被调回延安，担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在此期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协助毛主席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邀请延安文艺界人士的请柬，就是以毛主席和凯丰的名义发出去的。

在1945年的七大上，，源于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犯下的错误，毛主席为凯丰等人说情，希望大家能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毛主席对此也感到无奈。，好在凯丰对此并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

抗战胜利后，凯丰和延安的众多干部一起，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新征程，他的职务是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他一到东北，就领导创办了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为东北的宣传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当时，凯丰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能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欣然应允，并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凯丰身体状况的担心。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曾任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要知道，当时的沈阳属于中央直辖市之一，仅凭这一点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于凯丰的重用与信任。

1952年9月，回到北京工作的他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在党的理论工作方面，尤其是倡导全国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件事上，凯丰与宣传部几名重要领导不断引领全国掀起热潮。

只可惜天妒英才，1955年，年仅49岁的他病逝于北京。

毛主席最讲斗争哲学，他一生与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但是，他从不计个人的恩仇。

正是他老人家的这种只为公不为私，人格高尚，胸怀宽广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领导及军事指挥才能，才让来自全国各个根据地的将帅们，心甘情愿志跟着他老人家别着脑袋干革命，哪怕在此间曾挨过整，挨过批、甚至坐过牢，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他老人家仍然是无怨无悔、死心塌地。

昨天，我还看到聂力回忆聂荣臻的文章，她说：父亲的晚年，常盯着毛主席画像发呆，时不时还掉眼泪。

她回忆，父亲曾给她说过：“你们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和毛主席的感情的，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事业必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也必将走得更加艰难。”

老帅的话代表了那一代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将帅们的心声。

发布于：江苏省